专访赵英民：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对全球碳市场达成充满信心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本次大会的愿景是增强雄心并促进行动，将对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作出相应的安排，因此也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气候资金大会，重点谈判议题之一是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

气候谈判首日，当日，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6.4条)下的碳清除活动和方法学制定的两项技术标准达成共识，这一条款被称为“全球碳市场”，后续相关条款谈判还会继续进行。当天，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下称《21世纪》）独家专访，他对全球碳市场达成充满信心，还呼吁青年人多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他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全球气候谈判，并向21世纪经济报道分享了多年以来的经历。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21世纪》：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全球目前的温升已接近1.2℃，各国必须利用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契机，在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拿出更强大的雄心和行动，否则《巴黎协定》的1.5℃目标将在几年内消失，2℃的目标将面临危险。你多次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对于今年的COP29谈判寄予哪些期望？

赵英民：

全球谈判的进程是遵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展开的。《巴黎协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其核心目标是控制全球温升2°C以内，力争1.5°C，而不是仅有1.5℃的目标。当我们谈差距、谈缺口时，首先应该严格对标《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应该看到，《巴黎协定》生效近十年以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由未来的理念和个别的行动，已经发展到今天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公约》和《巴黎协定》所明确的应对气候变化道路是正确的。比如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约占全球的40%，对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不容小觑。

今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实施的第三十年，也是气候多边进程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总体上我们有四方面期待。

一是凝聚多边共识。目前各方都公开表态支持阿塞拜疆作为缔约方大会这一重要多边机制的主席国，共同推动COP29的成功举办。我们对大会主席国的支持应该也是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各方应一道坚守多边主义，坚持《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立的目标，遵循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充分考虑各国不同国情。

二是落实资金支持。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是全球提高气候行动力度的关键，更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2035年自主贡献的基础。希望NCQG以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为基础，在资金规模、支持领域等方面体现进步性，切实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注重减缓与适应相平衡，资金支持力度与气候行动力度相匹配。

三是加速转型创新。COP29应为各方明年如期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提振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在这方面的信心。同时，在推进“阿联酋共识”提出的全球能源转型长期愿景过程中，各方应注重公平、有序、公正，结合各自国情和路径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贡献，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减贫、能源安全和气候行动的协同共赢。

四是深化国际合作。相比于《巴黎协定》和“阿联酋共识”确立的低碳转型创新的宏伟蓝图，我们目前相关领域的产品、装备、技术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际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希望各方能够打造一个合作的平台，推动互学互鉴、优势互补，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营造互信的政治基础和开放的经贸环境，携手解决低碳转型中的困难挑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协作才是唯一出路。190多个缔约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是谈判的基石，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护《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原则、目标和严格授权，在尊重和遵守这些的前提下寻找共识，共同推动大会取得成功。

《21世纪》：

本届COP29被称为“气候融资COP”，大家普遍关注的重点谈判议题之一是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请谈谈你对本次谈判中资金议题的看法。

赵英民：

首先，COP29谈判的核心是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巴黎协定》9.1条明确，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目标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以便继续履行在《公约》下的现有义务；9.2条内容是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资助；9.3条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带头，从大量来源、手段及渠道调动气候资金等。发达国家此前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捐资1000亿美元，2025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目前看，有进展，但不够。

中国一直以来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既是中国当下经济复苏回升的现实选择，更是对未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抉择。中国通过实践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出了“新三样”，也确实得到了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气候变化肯定是有代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是未来的希望。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通过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水平。上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言指出，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关于大家普遍关注的NCQG，主要是发达国家落实《巴黎协定》9.1条继续履行《公约》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以及依据9.3条继续带头从公共资金之外的基金、银行、私营机构等各种大量来源、手段及渠道调动气候资金，我们的南南合作属于9.2条自愿支持的范畴，跟NCQG性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资金谈判要尊重《公约》和《巴黎协定》所明确的规则和授权，基于1000亿美元、以公共资金为主的原则，明确发达国家到底要出多少钱，这次大会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以确保《巴黎协定》的实施持续前行、不开倒车，而不是讨论一些超出《巴黎协定》授权的事项。

期待全球碳市场机制的实施达成最终共识

《21世纪》：

谈判首日，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6.4条)下的碳信用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你怎么看待碳市场的全球发展趋势？我国碳市场已正式运行三周年，关于全球化发展是如何考虑的？

赵英民：

这次达成的技术性文件为全球碳市场启动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就《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的实施达成最终共识。我认为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碳排放的计量、核查和核算能力需要发展和提升，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相关能力。另一方面，国际碳市场规则设计还应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有能力。

关于我国碳市场如何全球化，第六条的6.2条和6.4条已涉及国家之间转让的减排成果。全国碳市场也需要加快建设。生态环境部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对重点行业组织开展年度的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工作，对重点行业碳排放的配额分配方法、核算报告方法、核算要求指南、扩围实施路径等也开展了专题研究评估论证，相关的技术文件起草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在积极推动，争取尽快实现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首次扩围。

至于自愿减排碳市场，2024年7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CCER第二批方法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煤矿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利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公路隧道照明系统节能》征求意见的函。这是继去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首批4个方法学（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之后，再次发布2个新方法学（煤矿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利用、公路隧道照明系统节能），这意味着CCER项目将扩展至6个不同领域。

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

《21世纪》：

能源转型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议题。COP28确立化石燃料不可持续的核心观念，支持2030年前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三倍、并将全球能源效率年均提升一倍的目标，今年COP29有望进一步达成哪些具体的措施，从而推动目标的落实？

赵英民：

国际社会要完成这个全球目标并不容易。今年的核心议题是资金议题，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的达成是为明年各国提交新一轮的国家资助贡献目标（NDC）做准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决定了明年发展中国家提交NDC的力度，当然这其中就包含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发展的路径和速度。

近年来，中国的风电、光伏、核能等发展迅速，取得长足进展。2023年，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7亿千瓦，占发电装机总量的58.2%。十年来，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增量一半以上，中国能源含 “绿”量不断提升。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已经提前6年实现。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占到全球的四成，去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有一半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接连建成投产，2023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力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8.1亿吨。中国新能源产业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21世纪》：

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除了“减缓”，另一方面“适应”也是现在谈判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去年全球适应目标在COP28达成了，今年还将会对进展做一些新的谈判，你对“适应”方面有哪些期望？

赵英民：

全球适应目标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COP28就全球适应目标（GGA）达成了重要成果，对提振全球适应雄心具有重要意义。COP29应进一步为适应凝聚政治动力、推进指标体系建设，并实质性推动落实适应资金支持。特别是“适应”资金翻倍的问题，以及如何让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更好地在减缓和适应两个领域做到平衡。当然，也包括损失损害基金的出资问题。

面对越来越频发的气象灾害，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从立即减轻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角度，“适应”更显急迫和重要。我们呼吁各方要减缓和适应并重，给予适应更多资金和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在全球建立极端天气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也是积极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帮助提升其“适应”能力，比如中国与埃塞俄比亚联合开发的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埃塞俄比亚气象基础设施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持，显著提升其应对气象灾害能力。

《21世纪》：

你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全球气候谈判，能否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的经历？

赵英民：

应对气候变化虽难，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这给了全球多边气候进程注入一个最大的确定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正在走和平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正在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这也是我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地走过来切身体会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