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十五五”时期能源安全新风险？

过去10年来，中国（本文里的“中国”指中国大陆）能源行业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之一是清洁能源的崛起及其对化石能源的冲击。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导致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发生转变，与风险相关的热词也出现变化，过去曾备受关注的“石油峰值”、“马六甲困局”、“霍尔木兹海峡”的热度下降，而“储能”、“能源韧性”等词语走热。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能源安全状况与现阶段相比有明显差异。其时，中国传统能源安全风险高，并主要表现为石油安全风险高。

当时，中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各类化石能源中，煤炭能够保持自给自足，天然气需要少量进口，石油自给难度最大，供应风险突出，而石油安全风险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油源、运输等各环节。

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第一部汽车产业政策，其中规定“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首次写进了“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居民汽车消费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之后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燃油汽车销量和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炼油化工行业的崛起，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加快增长，而且表现出较强刚性。

图1 中国石油消费量、进口量以及汽车保有量

资料来源：Energy Institute;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种商品消费和进口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安全风险。然而，石油商品具有特殊性，其战略性明显，与国家安全关系较密切。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些国家、一些人多次试图把石油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来使用。国际石油斗争如此频繁和常见，以至于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难免会受到世界石油冲突殃及。此外，一些外国势力的确有（过）干扰中国石油进口、影响中国石油消费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考虑。在间接和直接威胁的影响下，国家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之一。

在较长时间内，一些与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相关的问题（包括马六甲困局、克拉地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上石油生命线、等等），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国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风险的突出。

相应地，中国政府采取了较多手段，包括推进节能运动、深化国内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走出去”争取获得份额油、铺设跨国陆上油气管道等，以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最近10年来，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发生了较大变化。旧的未去，新的已来，传统能源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石油安全风险）依然存在，而新的能源安全风险逐渐凸显。风险总体更加复杂、多元。

和前些年相比，目前中国石油安全的曝险程度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消失。

一方面，国内的一些变化让中国石油安全风险有所降低。汽柴油是中国石油消费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约为7.5亿吨，其中汽柴油消费量合计为3.61亿吨，占比高达48%左右），而最近10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和使用量快速增长，对汽柴油消费形成越来越大的替代。根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2024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替代了2,800万吨汽柴油消费。在“新能源风暴”的冲击下，以及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国内汽柴油消费量已经达峰回落，而且其达峰预示中国石油消费量可能也将较快达峰，相应地中国石油安全压力或将缓解。

另一方面，石油安全风险仍然是中国能源安全里最突出的风险。虽然“油改电”发展很快，但是目前国内燃油汽车保有量仍然很大，超过3亿辆。除了油车，国内还有许多飞机、轮船等其他燃油机械。各类燃油机械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石油。此外，近年来中国化工用油消费量增长较快。从产业的角度看，中国同样需要大量石油供应。目前中国拥有接近10亿吨/年的炼油产能，居世界第一。为维持国内炼厂的正常运转，需要持续消耗和进口大量原油。

同时，随着国内新能源的蓬勃发展，中国能源安全出现了新风险。

化石能源有其缺点，比如其消费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碳污染。但是，化石能源也有其优点，比如储存方便、可靠稳定等。相比之下，风光电等可再生电力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相对不可靠。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的可靠性同样较差。这些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在气候危机面前更加脆弱。可再生能源电力在较大程度上“靠天吃饭”，而近年来极端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放大了可再生能源可靠性不足的缺陷。比如，酷暑会降低太阳能发电效率，并影响光伏组件寿命；狂风暴雨对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都不利。相比之下，燃煤电厂、炼油厂等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总体更小。

极端天气发生后，清洁能源产品的脆弱性也可能会暴露出来。比如，2024年的摩羯台风一度重创海南省电网，“逼停”当地许多电动汽车，而燃油汽车因台风受到的影响小得多。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是动力电池和汽柴油在能量密度、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在储能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未来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发，电动汽车的可靠性将经历更大挑战。

此外，一些产品在能源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受到青睐，但与它们相关的风险和传统能源安全风险有较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钴、锂、镍等关键矿产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其中钴的对外依赖度最高，接近100%，主要从刚果（金）进口。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武力等手段阻断中国新能源发展所需原料的进口，那么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不过，从后果的严重程度来看，原料进口受阻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风险，远不能与石油等能源进口受阻相比，原因包括：原料的进口规模远远小于石油等大宗能源商品的进口量；如果进口受阻，循环利用国内已有原料可以缓解进口中断所带来的冲击，等等。

现阶段中国能源安全风险与过去相比，更加复杂而多元。为了适应能源安全风险的变化，在“十五五”时期及之后，中国需要持续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根据能源安全风险实施最优应对策略。

首先，需要继续重视应对传统能源安全风险尤其是石油安全风险。保障石油等化石能源供应的各种传统手段不宜轻易放弃。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宜刻舟求剑，对过去所有能源安全保障手段照单全收、一成不变，而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其次，新的风险呼唤新的应对。比如，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的缺点，中国需要加快储能系统建设，还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在电网系统中的应用，持续改善电力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匹配，等等。此外，中国还需要针对电力供求关系新形势，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最后，中国需要在能源领域深化对外开放，丰富和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本国（以及全世界）能源安全风险。能源安全风险的复杂化、多元化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和挑战，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可以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并获得更好的风险应对效果。

文/王海滨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